跨文化传播的研究领域与现实关切-传播学论文

作者:如文  来源:中华励志网  更新:201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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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从本世纪20年代以来一直困扰着美国的移民问题是传播研究的传统性课题。以帕克(Park)为代表的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很早就关注移民溶入新国家的文化历程。帕克从移民引起的社会问题出发,关注到传播和互动在社会分层及文化融合中的作用。霍尔则更多的从行为科学着眼,分析了分属于不同文化的人们的行为类型、学习特点、接受和反应方式。霍尔并没有局限在量化和实验研究的范围,他将应用性的研究和质化分析(逻辑的分析)结合起来,在60年代中期,发表了《隐藏的维度》。进入80年代以后,代表跨文化传播研究基本趋势的是古迪昆斯特(W. Gudykunst)的“焦虑与不确定性管理”理论(Anxiety/Uncertainty Management Theory)、汀-图梅(S. Ting-Toomey)的“面子-协商”理论(Face-Negotiation Theory)以及菲力普森(G. Philipsen)的“口语代码”理论(Speech Codes Theory)。这些理论的总的特点是将跨文化传播研究发展到更加精细的水平。

古迪昆斯特从对于“陌生人”的传播困境的发现开始研究。所谓“陌生人”,包括侨民、新到者、新成员、暂时逗留者、闯入者、边缘人、新移民、旅居者等。这是随着全球范围的人口流动,出现的越来越多的陌生面孔。古迪昆斯特发展出一套对“陌生人”进行描述的技术,集中研究他们的伦理认同、交游类型、话语类型、感知习惯、自我意识和自我训诫。古迪昆斯特发现,所谓陌生人现象,只是跨文化传播的普遍规律的表现。对于陌生人传播困境的研究,不只是为了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而是要发现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有效的传播是经由何种条件达到的。他指出,三组表面性的因素交互作用造成了陌生人的焦虑和未确定性。三组表面性因素是:动机因素(需求、吸引、社会义务、自我概念、对新的信息的开放程度)、知识因素(知识期待、信息网络的分享、对多种观点的知识、对可供选择的解释的知识、关于同一的和差异的知识)、技能因素(移情的能力、包容多种观点的能力、适应沟通的能力、创造新概念的能力、调适行为的能力、搜集适用信息的能力)。这些因素的非平衡交互作用,导致陌生人面临传播情境产生焦虑或未确定性。有效的传播是对焦虑和未确定性的管理的结果,是将误解降低到最低水平。②

汀-图梅的“面子-协商”理论对于东西方文化造成的传播差异作出了有趣的解释。她指出,在每一种文化里都有某种用于协商的“面子”。面子是一个关于在公众中建立的自我形象的隐喻。营造面子是一套操作,包括面子策略的扮演、语言和非语言的动作、自我表现行为、印象管理互动等。霍尔曾经把文化分为“高度语境文化”(high context culture)和“低度语境文化”(low context culture)。汀-图梅则作了更具体的解释。“高度语境文化”如中国、日本、韩国等历史悠久的东方文化,在既定的文化系统中解释信息时,强调意义对语境(context)的关联的重要性,也就是说,任何解释都是联系到语境的解释,从而没有绝对固定的解释;意义依赖于语境而不是被固定于语词。“低度语境文化”如美国、欧洲等西方文化,则是更加重视语言符号本身既定的意义和意思。语言和符号的既定意义在“高度语境文化”中,不是意义的最重要的来源,意义只是隐含在语境和关系当中的。隶属于“高度语境文化”的成员,崇尚集体需求和目标,将它置于个体需求和目标之上。假定说,在一个漫长的过程中,个体的决定都会影响到群体中的每个人,那么,个体的行为就理所应当受到群体规范的控制。是“我们”而不是“我”才代表最高的认同。相反,在“低度语境文化”中,个体的价值、需求、目标均高于群体。个人权利比群体责任更值得重视。“我”自身的认同才是最高的认同。霍尔以日本人和美国人的差异为例,指出“高度语境文化”更多的依靠非语言传达,更习惯于将人群区分为“我们”或“他们”,更关心外来者进入“我们”的圈子时,是否能举止恰当,并不关心外来者究竟如何想、其真实的态度或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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