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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编者按：近日，中国大陆《中国青年报》刊登台北市文化局前局长龙应台《文化是什么?》长文，深刻剖析文化与权力的关系，在大陆文化界、学术界掀起轰动及广泛讨论。该文在大陆以外由本刊发表。本文标题由本刊编辑部所订。
一九九九年九月，第一次以官员身份踏进台北市议会，开始了长达四个月的质询期，每天坐在议会里四五个小时接受议员轮番问政。议员发言多半用一种怒吼咆哮的声音，透过麦克风扩大音量，耳朵嗡嗡作响，一天下来，我总是在半晕眩的状态下回到办公室，再批公文到半夜。交通局长原是台大教授，他说他的症状是胃绞痛、呕吐。
到了十二月底，事情变得迫切了， 因为预算必须完成“三读”通过，一月份开始的政务才能执行。咆哮了四个月的议会为了要表现“戮力为公”，很戏剧化地总是拖到十二月的最后一两天再以“通宵不寐”的方式审查预算，从下午两点开始连审二十四或四十八小时。在这个过程中，五十二个议员可以分批轮流上阵，回去小睡一场或者吃个酒席再回来，每个局处的首长官员却得寸步不离地彻夜死守。
我坐在大厅一隅，看着窗外冬夜的雨湿湿地打在玻璃窗上，戚戚作响，觉得全身彻骨的寒意。
就在这样的一个阴冷寒湿、焦灼不安，而且荒谬透顶的清晨三点钟，我突然发现“龙应台局长”被唤上了质询台，为台北市的文化预算辩护。一个议员，刚从外面进来，似乎喝了点酒，满脸红通通地，大声说：“局长，你说吧，什么叫做文化?”
对着空荡荡的议事大厅，冬夜的清晨三点，台北市文化局长说广文化?它是随便一个人迎面走来，他的举手投足，他的一颦一笑，他的整体气质。他走过一棵树，树枝低垂，他是随手把枝折断丢弃，还是弯身而过?一只满身是癣的流浪狗走近他，他是怜悯地避开，还是一脚踢过去?电梯门打开，他是谦抑地让人，还是霸道地把别人挤开?一个盲人和他并肩路口，绿灯亮了，他会搀那盲者一把吗?他与别人如何擦身而过?他如何低头系上自己松了的鞋带?他怎么自卖菜的小贩手里接过找来的零钱?
如果他在会议、教室、电视荧屏的公领域里大谈民主人权和劳工权益，在自己家的私领域里，他尊重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吗?他对家里的保姆和工人以礼相待吗?
独处时，他，如何与自己相处?所有的教养、原则、规范，在没人看见的地方，他怎么样?
文化其实体现在一个人如何对待他人、对待自己、如何对待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在一个文化厚实深沉的社会，人懂得尊重自己——他不苟且，因为不苟且所以有品味；人懂得尊重别人——他不霸道，因为不霸道所以有道德；人懂得尊重自然——他不掠夺，因为不掠夺所以有永续的智慧。
“品味、道德、智慧，是文化积累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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